李旭超副教授。

【专家简介】

李旭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包括资源配置、全要素生产率、科技金融、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学术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权威期刊发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荣获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青年奖。

9月13日，武汉市委十四届十三次全体会议举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被明确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武汉中心工作的重中之重。全会提出，武汉要突出硬科技特色，坚持长期主义，打造中国“硬科技第一城”。

武汉打造中国“硬科技第一城”的底气何在？如何找准关键发力点？9月16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旭超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深刻剖析了武汉打造“硬科技第一城”这一重要议题。

完整创新生态体系是武汉最扎实的“家底”

记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武汉打造中国“硬科技第一城”向外界释放的核心信号是什么？

李旭超：武汉明确，要突出硬科技特色、坚持长期主义、打造中国“硬科技第一城”。这向市场释放了一个清晰信号，武汉将把有限的财政资金、金融资本、人才、空间载体和公共服务，更有针对性地向能够形成关键核心技术、具有长期产业带动效应的领域投入，推动资源配置从一般性、同质化竞争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创新活动。这不是简单地“喊口号”“贴标签”“做宣传”，而是要重塑城市资源配置的底层规则。

从更深一层看，“硬科技第一城”意味着武汉不再主要依赖传统要素投入和项目招商，而是要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企业成长—产业集群”的创新资源良性循环。

记者：武汉的科教资源密度在全国位居前列。您认为武汉打造中国“硬科技第一城”最扎实的“家底”是什么？

李旭超：武汉最扎实的“家底”不是某一项单点优势，而是一套相互嵌合的完整创新生态体系。这套体系由科教资源、创新平台、产业链主、应用场景等多种要素构成，并形成有厚度、有深度、有嵌合度的“家底”。

首先是科教资源的厚度。武汉拥有90多所高校、140多万名在校大学生和150多个国家级创新平台，基础研究、工程技术和青年人才储备在全国城市中居于前列。丰富的科教资源使武汉具备持续产生原始创新、集聚高端人才、开展跨学科协同攻关的能力，是硬科技发展的“源头活水”。

其次是产业承接的深度。武汉在光电子信息等领域积累深厚，并正向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先进材料等方向拓展，涌现出“光谷七星”等一批龙头企业，它们更代表着链主牵引、上下游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组织能力。这种产业组织能力让实验室里的技术成果有企业承接、有供应链配套、有市场应用，缩短了从“科学发现”到“产业价值”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创新生态的嵌合度。武汉的优势在于，既有高校院所和重大创新平台提供技术供给，也有光谷等载体提供成果转化空间，还有政府基金、科创金融和梯度培育体系提供成长支撑。能够把这些要素统筹嵌合起来，是武汉最扎实的“家底”。

让“耐心资本”成为城市支持硬科技的实际能力

记者：硬科技从研发到产业化，离不开“耐心资本”。您如何评价武汉近年来在科技金融改革方面的探索？

李旭超：武汉的探索，核心是在为硬科技企业补上“耐心资本缺口”。与一般产业项目相比，硬科技项目往往前期投入大、研发周期长、技术验证慢、早期不确定性大。企业在形成稳定收入之前，最缺的不是一次性融资，而是愿意陪伴其穿越研发和产业化周期的“耐心资本”。

武汉布局AIC基金（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基金）和大规模股权投资基金，正是瞄准这一痛点。AIC基金引入了资金期限较长、投资能力较强的银行系股权资本；母子基金集群则通过政府引导撬动社会资本，扩大了服务科技企业的资金池。二者结合，有助于改变硬科技企业过去主要依赖财政补贴、银行贷款或单轮创投融资的格局，逐步形成多来源、分层次的股权资本供给。

武汉这项探索的价值不光在于“有多少钱”，还具有广泛的意义。对创业团队而言，这意味着可以在武汉更安心地进行长期技术攻关；对社会资本而言，这意味着政府愿意共同承担早期风险、提供产业协同和应用场景；对链主企业而言，这意味着能够获得更稳定的创新型供应链和技术伙伴。武汉以基金为纽带，把“耐心资本”从一个金融概念转化为城市支持硬科技的实际能力。

记者：武汉科技金融体系在“投早、投小、投长期”上的哪些做法已经走对方向？还有哪些优化空间？

李旭超：从国际经验看，“投早、投小、投长期”不是简单地把资金期限拉长，而是要形成与科技创新规律相匹配的制度组合——早期敢投、中期续投、后期有市场和退出渠道。

就武汉而言，几种做法已经走在正确方向上。第一，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资金体系。硬科技最缺的并非某一轮融资，而是全生命周期的持续“陪伴”。武汉以武汉基金、江城基金为引导，布局了种子、天使、成长等不同阶段的资金。第二，把容错机制制度化。武汉已明确对政府引导基金实施整体效能评价，不对单只基金、单个项目简单以盈亏“论英雄”；对种子、天使直投项目可给予较高容亏空间，部分单个项目最高允许100%亏损。这抓住了早期科技投资“高失败率、少数项目高回报”的基本规律，为专业机构敢投早期项目创造了必要条件。第三，开始强调资本与产业的协同。AIC基金、产业基金瞄准光电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赛道，有利于发挥武汉产业基础和链主企业的优势。政府资金若能做“第一推动力”，市场资本和产业资本就更容易成为“持续接力者”。

下一步，武汉还可在三个方面继续优化。一是强化“拨投结合”和里程碑投资。对于概念验证、原型开发、首台（套）验证等市场资本暂不愿介入的环节，可更多使用竞争性、非稀释性的研发资助。二是进一步市场化、专业化。把评价重点从单个项目盈亏转到基金长期回报、技术突破、产业带动和社会资本撬动效果，同时建立更专业的技术尽调、产业研判和投后赋能机制，让懂技术、懂产业、懂资本的人作出投资判断。三是补齐退出与应用两端。“耐心资本”既要“进得早”，也要“退得畅”。武汉可进一步发展并购基金、S基金和区域性股权市场，并发挥龙头企业、国企应用场景和首购首用政策作用。

武汉正发挥中部地区硬科技网络的“技术接口”和“协同枢纽”作用

记者：作为中部枢纽，武汉的人才流、信息流、资金流通道优势明显。如何将其转化为硬科技品牌的辐射力？

李旭超：武汉的“硬科技第一城”品牌，只有形成辐射力，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品牌跃升。事实上，武汉的枢纽地位已经开始转化为可见的硬科技协同网络，而不只是交通和区位意义上的“通道优势”。

最直接的例子在武汉都市圈。到2025年底，黄石、黄冈、咸宁、鄂州、天门、仙桃、潜江等7个城市已在武汉设立离岸科创中心，开展了一系列成果转化对接活动。今年，武汉都市圈9个城市进一步签署合作事项书，明确共建创新平台、协同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共享等26项任务。武汉的作用由单纯集聚资源转向输出高校院所、研发平台和技术经理人等创新服务，周边城市则发挥制造承载、成本空间、配套能力和应用场景优势。

与深圳等创新高地的连接，则为武汉补上了市场化创新生态和全球资源链接的重要一环。光谷已在深圳设立创新资源驿站——光谷驿站（深圳站），深圳企业也在武汉落地研发和产业基地。同时，要把武汉与深圳长期积累的校友链接进一步拓展、深化成创新链接和产业链接。

记者：武汉与长沙、郑州等中部城市各有硬科技赛道。武汉的“光+芯”能否在中部形成差异化辨识度并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李旭超：武汉正在构建从光通信、激光、光电显示、光电器件到硅光芯片、存储芯片、化合物半导体的技术与产业协同体系，“光+芯”有望成为武汉在中部硬科技版图中最鲜明、最具国际传播力的差异化标识。武汉的辨识度来自长期积累，而非短期追风。

中部城市各有所长。长沙有工程机械和先进制造，郑州在电子信息制造、交通物流和应用市场方面优势明显。武汉更应发挥“光+芯”的技术策源、研发设计、检测验证和成果转化能力，与周边城市在设备制造、零部件配套、规模生产、应用场景等环节形成梯度分工。

事实上，武汉正在发挥中部地区硬科技网络的“技术接口”和“协同枢纽”作用。今年，武汉、长沙、南昌共同启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联动发展行动计划，并围绕科技共兴、产业共链、设施共建等方向谋划跨区域重大项目。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湘江西岸科技创新走廊、赣江两岸科创大走廊有望联动，意味着武汉深度参与塑造中部创新链和产业链分工。

打造“硬科技第一城”是一项长期的城市能力建设

记者：武汉的“硬科技第一城”品牌要真正立起来，最需要的“制度耐心”是什么？

李旭超：武汉的“硬科技第一城”品牌要真正立起来，最需要的“制度耐心”是建立一种跨周期、可接续的城市治理机制。这不是一轮产业风口，而是一项长期的城市能力建设。

这种“制度耐心”首先要体现在规划和政策的稳定性上。对于科学城、创新大走廊、专业园区、重大公共技术平台等，需要按照长期目标持续建设，既要避免重复布局和资源分散，又要避免轻易调整和项目烂尾。

其次要体现在对“慢变量”的重视上。硬科技城市的竞争力往往不是立刻表现为产值和税收，而是表现为实验室能力、工程师密度、技术经理人队伍、公共中试平台、行业标准参与度和企业间协作网络。“制度耐心”，就是在短期增长压力下仍然愿意把资源持续投向这些不易量化但决定长远竞争力的公共能力。

最后要体现在政策评价方式上。建设“硬科技第一城”不能只以签约项目数、基金规模、企业数量等指标来衡量，还要看关键技术是否实现突破、科技成果是否真正转化、创新企业是否持续成长、产业链是否更加自主可控、创新资源是否能够向武汉都市圈和中部地区扩散。只有把评价周期拉长、把评价维度做实，才能避免“重招商、轻培育”“重数量、轻质量”的短期行为。

记者：就资源配置而言，您对“硬科技第一城”建设最核心的建议是什么？

李旭超：最核心的建议是，把“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作为“硬科技第一城”建设的关键命题。科教“家底”、“耐心资本”、创新平台、政策供给都是武汉手里的“好牌”；“牌”好不好是一回事，“牌”打得好不好则是另一回事。长期以来，武汉真正的差距，不在资源多少，而在配置效率。

把资源放错地方就是最大的浪费。同样一笔资金、一个平台、一批人才，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产出可以相差数倍。武汉要做的制度设计说到底是四件事——让资金跟着项目走、让平台围着转化转、让政策瞄着市场定、让人才流向最能出成果的地方，要用制度保证每一项资源都用在刀刃上。

当武汉把“资源多”变成“效率高”，这座城市就不靠“堆资源”立身，而靠“用资源”立身。这样的竞争力，别人短期学不走，也搬不动——这正是“硬科技第一城”最扎实的内功。

编辑：赖俊